盲人的《八佰》:电影如何帮1700万盲人走入社会?

  《八佰》正在放映,黑漆漆的影厅里,有人戴着墨镜,有人抱着铁棍。棍尖裹上黑色胶布,棍身漆成白色,反射出荧幕的色彩。几只拉布拉多犬趴在主人身边,枪声和爆炸声都不能惊动它们。

  仔细看,影厅里还有不少特殊的布置:右后方分散放着三个手持音箱,前排一个座位前摆了一张小方桌,台灯照亮了铺在上面的笔记。讲述人王伟力侧身伏在桌前,手持麦克风轻声说着荧幕上的画面。

  “镜头一转,日军有骑马的,也有步兵排好了队伍,他们要准备进攻了……”他的声音从后方的音响传出,与扑面而来的枪声融为一体。观众们闭着眼歪在椅背上,放映室里射出的光柱色彩变幻。

  62岁的王伟力给盲人朋友放了十几年电影。如何讲出镜头感、电影感、形象感,让盲人产生心理视觉,他也钻研了十几年。他把这看作是帮助盲人融入社会的一味关键药方。

  但今天,他更关注问题的另一面,怎样才能让全社会都知道,如何与盲人打交道?

一位带导盲犬看电影的观众。图:宋承翰

  《八佰》讲述之难:闭着眼睛听基本就是“外语”片

  荧幕上苏州河北岸一片肃杀,南岸灯火通明,但观众们看不到导演管虎花大价钱构筑的色彩。很多时候,电影是为王伟力一人而放。

  《八佰》描绘了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群像,近有“德械师”的精英士兵,远有苏州河对岸的围观百姓,不少观众只是看个“脸熟”,记不住人名,也搞不清人物关系。而对只能靠声音特征辨别人物的盲人观众来说,挑战就更大了。

  压力留给了王伟力,他要在切换镜头的间隙,迅速组织语言, 将画面和台词转化为可感的解说词。

  把一部电影讲述得盲人也能“看懂”并不容易,在他16年的经验中,《八佰》是讲述难度最大的电影之一。“一看电影我就有点发怵,因为方言太多了,如果闭着眼睛,基本上就是‘外语’片。”王伟力说。

  在《八佰》中,上海话、四川话、山东话、河南话、湖北话,天南地北的方言贯穿全片。心目影院的老观众肖爷爷也有这样的感受,“有一些方言我们听不懂,好歹王伟力老师给翻译过来了。”

  战争片的剪辑节奏本来就快,影片时长压缩后,留给王伟力复述台词、翻译方言、描述画面的时间更为有限。好多次,话还没讲完电影就“镜头一转”。

  为了讲好这部电影,王伟力4天里刷了5遍《八佰》。第一遍时,王伟力走马观花尝试找到对这部电影和画面的理解。他也在关注电影哪里交代的不清楚,叙事中的模糊点等。

  “不同的导演会用不同的视觉语言拼凑画面,在这个过程中,观众就容易产生一些误解。第一遍主要是先去熟悉电影,找到误解点。”他解释。

  重刷第二遍之前,王伟力对照影评和剧透,把“搞不懂的点都弄出来”,再到电影中找答案。随后的几遍,王伟力要尽量熟悉到“下个镜头都非常清楚”的程度,做好讲解语言的准备。

  “反复看,琢磨导演这一段说的是什么意思,整体上体现的是什么。”电影讲述是一个凝练和选择的过程,很多场景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,但讲述者必须用一句话说清楚。

  坐在电影院放映厅里,王伟力一遍遍认人脸、理剧情。他也有累的时候,坐在椅子上就眯瞪(意为小睡)过去了。

  声音与触摸:为盲人还原世界的模样

  每周六是心目影院的放映日,这是王伟力和夫人郑晓洁成立的一家专为盲人放电影的机构。被疫情隔绝在家,心目影院的线下放映一度停摆。9月5日放映《八佰》这天,是心目影院疫情后的首次线下公开放映,也是机构的第900场电影。

  早上8点多,王伟力和郑晓洁就赶到了正阳门外的保利国际影城,志愿者也陆续到了影院。王伟力习惯自己布置场地,电影院有完备的音响系统,但缺少关键的“讲述音箱”。

  在电影中,声效是临场感的重要来源。租界里的戏声、哨声、卖报声,四行仓库外铁板撞到墙上的声音,风吹开旗子的声音……“对于盲人而言,越好的声音呈现,才能越对得起他的耳朵,这是他们基本需求的特点。”王伟力解释。

  “《八佰》的声音特别好,由左到右好像身临其境,子弹击中物体后‘啪’的一声都听得出来,过去的老电影就没有反射回来的声音。”细腻的声效让肖爷爷有了新的认识:过去只听说子弹能伤人,这次确实感觉到,“哎呦,枪这东西不好惹”。

  为了不和电影对白冲突,讲述者的声音就要来自不同的方向。开场前,王伟力把音响摆到影厅的右后方,声波在空间折射,送进每名观众的耳朵,就像有人扶在肩头讲故事。他形容这是“耳语化讲述”:声音既要抑扬顿挫,也要抑制情感和音量,以营造轻松、熟悉的环境。

  立体声音效为盲人观众绘出了世界的模样,王伟力的讲述穿针引线构成了盲人观众脑海中的画面。但对盲人来说,他们对世界的真切认知,更多来自于自己的触摸。

  肖爷爷小时候赶上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,军事博物馆组织人员来学校讲战斗故事。工作人员拿来了手榴弹模型、士兵用过的瓷碗、爆炸后的弹壳。“这么硬的铁块都给炸得坑坑洼洼,七扭八歪甚至残缺不全了,这要是炸在人身上那得是什么情形。”指尖传来的触感让他有了新认识,“确实摸起来有一种震惊的感觉”。

  但对肖爷爷来说,地雷、枪支这些没有摸过的物品,他就没什么概念。早在做助盲工作初期,王伟力夫妇二人就意识到触觉对盲人的重要性,开启了“盲人触摸”项目。十几年来,他们带盲人朋友摸过陨石、卫星、运载火箭、战机、银锭桥、长城……

  郑晓洁带一位盲人朋友摸完长城后,对方当时就给家里打电话,“我以为长城就是个土坡呢,今天一来,长城这么雄伟!”摸完运载飞船,一位盲人朋友感叹,“研发太不容易了”。

  “这一下就解决了他是谁的问题,他是人,他不是残疾人。”在王伟力看来,为盲人放电影,亦是帮助盲人克服心理、视觉、信息上的束缚和障碍。

盲人触摸项目。采访对象供图

  心目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梁江波也是一名盲人,他其实不那么热衷电影,但对此也颇有感触。“平时生活当中不可能总揪着别人告诉我,这个人穿什么衣服、长什么样子、环境是什么样子的,楼房有什么特点。但是通过电影的讲述,很多时候能实现这一点,让我有更多了解。”

  “走到马路上,旁边都是水沟,底下哗哗直响,跟讲电影描述的是一样的画面。”在另一位盲人观众丁海英的体验中,生活中听到了相似的声音,他们就会想象看电影时听到的画面。

  “如果没有视觉讲述的功能补偿,他就是一个残疾人。而视觉补偿越多,他越能回归社会平台,就是越完整的社会人。”王伟力解释。

  讲述电影:“你进入的是视觉,不是故事的来龙去脉”

  给盲人讲电影这件事,夫妻二人经历了很长一段摸索期。

  为了搞清什么样的讲述能让盲人观众看懂电影,郑晓洁会背对着电视听王伟力讲电影,随时反馈哪里没听明白,提问听不懂的声音是什么,王伟力就一遍一遍讲。

  “在我角度,我注意的是我觉得该说的东西,忘了他们想知道什么。”王伟力解释。问题说多了,王伟力也有着急上火的时候,“你怎么听不懂啊?你怎么老听不懂啊?你怎么还听不懂啊?你为什么听不懂啊?”到最后急得冒出出了脏话。

  “我真是没听懂啊,你必须得给盲人讲明白。你做得做细,要不就别干了,我职业习惯就是这样。”给盲人做服务前,郑晓洁在航天部门工作,身上透着技术人员的严谨,“所以王伟力老师讲电影,一说我要听,王伟力老师都得病了,他特紧张”。

  夫妻二人平时吵架,10分钟后就过去了,但因为讲述电影,俩人曾经好几天没说话。为了明白盲人需要什么,夫妻二人对调角色,王伟力闭着眼睛,郑晓洁带着他出门遛弯。路人看见了还会感叹,“这小伙子盲人呐?长这么帅的小伙子”。

  王伟力把手搭在妻子的肩膀上,一路上他都在抱怨,“这全是坑,你害我,专往坑里走。”等睁开眼睛才发现,这是俩人平时走过的路线,脚下其实是规整的铺装路面。

  “我想他骂就骂吧,又不是真的骂我。你们知道盲人为什么脾气急?他看不见呐,天天都生活在恐惧当中啊。”郑晓洁解释。

  争吵和发脾气是为了找到链接盲人心理视觉和常态视觉的方法,不少电影讲述都经历了这样的摸索过程。为了讲好电影《门》,王伟力曾给盲孩子们讲了一礼拜,直到他们都明白了,才给观众讲。

  王伟力告诉南都,一段好的讲述要反映出电影的镜头感。

  “黑起,一条小河横贯而过,镜头缓缓的推向小石桥,一群鸭子呱呱呱从桥洞底下游过来,嗒嗒嗒嗒,手扶拖拉机开上桥面,一群妇女拿着棒槌蹲在河边,边抽打衣服边说着谁家男人的笑话……”他举例,“故事这就开始了,你进入的是视觉,不是故事的来龙去脉”。

  但王伟力也强调,不是什么样的细节都应该详细描述出来。电影《风声》中有一段给女性上刑“骑麻绳”的镜头,画面十分残忍。讲完后,一名盲人大姐就翻脸了,“你不讲点积极向上的吗?”

  听到质问,组织者也纳闷,明明是主旋律电影,怎么不积极向上呢。“上刑那段,多残忍呐!”听到大姐的解释,王伟力一下就明白了,这种真实的讲述也可能是一种伤害,你看着无所谓,但听完越琢磨越难受。

  “盲人朋友看电影跟我们夜里听故事没什么区别。同样一个鬼故事,夜里12点听和中午12点听能一样吗?所以这一下子提醒我了,讲画面的时候真的要有艺术性,还要有责任心。”他说。

  讲《八佰》的时候,王伟力也有所注意。血肉横飞、支离破碎的场景就“压着讲”,适当的时候提一句士兵的伤势,点明战争的残酷性。

  盲人影院的16年:服务盲人不是“学雷锋做好事”

  经过初期的尝试,王伟力的讲述技巧逐渐成熟,2005年7月,夫妻二人正式启动了心目影院。作为北京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的服务项目之一,各个相关的盲人支持和服务项目也相继上马。

  郑晓洁负责管理和筹款,王伟力是主力电影讲述人。在随后的十多年里,钟鼓楼旁的一间小四合院成了他们的“据点”。每到放映日,小屋子里总是挤满盲人观众,连5路和635路公交车司机都会问盲人乘客:“看电影去吧? ”

  在这间院子里,“红丹丹”也孵化出不少产品:北京盲人生活地图、盲人模型触摸展、卢浮宫雕塑艺术触摸展、盲人有声图书馆、盲童阅读援助计划……为了维持机构运转,夫妻俩也搭上了自己的积蓄。

  王伟力经常调侃,自己80年代从中科院下海做工程后,因为“不缺钱”才开始做公益。但从2000年到2007年,做工程的钱、房子的拆迁款都投进了助盲项目的研发,前后花了100多万。最困难的时候,他们甚至交不起过路过桥费,为了省钱王伟力干脆就把烟戒了。

  这是中国公益的萌芽期,机构缺乏筹款经验,企业和公众的捐款也有较大不确定性。

  当时,来自拜耳的捐款支撑了心目影院的运营,但其他项目还有缺口。德国使馆公益项目资助的1.25万元,帮他们顶上了三个月内拖欠的大部分房租。最后的2500元缺口,是一对热心夫妇看到央视报道后,开车送来的。

  直到2007年,机构才第一次拿到大额捐款:一名广东老板一口气捐了100万,“不能让你们饿着肚子帮助残疾人”。这笔钱又支撑了“红丹丹”好几年的运营。2011年,“红丹丹”拿到了第一笔5万元的政府支持款,此后,北京社工委、北京市残联、西城区社工委和残联等机构也提供不同程度资金支持。

  但直到今天,资金短缺仍然困扰着这家机构。“红丹丹”研发的“助盲识币签名卡”曾贡献了每年70万的销售收入,用于支撑各大项目,也拿到了专利。但盗版横行让这部分收入大打折扣。维持项目之余,机构也没有多余的资金和能力聘请专业的筹款人。

  从刚开始投入盲人服务,夫妻俩身边就有不少反对和不理解的声音。一波波慕名而来的采访者也一再询问,他们到底“图什么”。屡屡回答这个问题让王伟力有些疲惫。在他看来,自己不是“学雷锋做好事”,而是在承担对盲人的社会责任。

  新冠疫情期间,盲人面临着更大的挑战,社交隔离措施也给他们带来更大的难题。

  “他们想去哪儿,麻烦会更多一点,戴口罩不说,还得拿手机扫码,一般情况下他们就不出门了。”王伟力解释。面对疫情,盲人们也有着更多担忧,“红丹丹”成立了微信群,提供心理疏导和信息咨询。

  对不少盲人来说,往年每周六的电影放映是他们为数不多的社会交流机会。影院停摆后,不少人都在问什么时候还有电影可以看。“这十几年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了,这一下子不出来,别说他们,咱们都受不了。”郑晓洁说。

  “没有网络的时候,盲人跟我们完全是隔离的,他就是个孤岛。”为此,郑晓洁和心目影院的工作人员轮番尝试各种直播软件,希望疫情中能在网络上播电影。

  但一些软件的下载、注册的流程过于繁琐,有的还不支持手机的无障碍语音转述功能。经过比对,他们选择了企业微信,只要把链接发到微信群里观众就能点进来收听。

  5月初,心目影院在网上重新开张,“疫情期间的紧张、孤独、焦虑,一下子就放松了。”网络直播也扩大了影院的触及范围,在讲述《八佰》这天的晚上,心目影院按疫情期间的习惯继续在网上直播了另一场电影。

  难以触及的明眼人:如何帮助盲人成为社会人?

  对于这家深耕助盲领域多年的公益组织来说,如何触及需要帮助的盲人已不再困扰他们。电影讲述等项目,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盲人融入社会的鸿沟。

  但夫妻两人多次向南都记者强调,中国有着1700万视力残疾患者,当前更需关注的是帮助社会了解盲人,告诉公众如何帮助盲人,如何与他们打交道。

  这亦是电影讲述项目希望达到的目标。“你跟盲人第一次接触是束手无策,当你学会了讲电影以后,对盲人不再陌生了,知道怎么跟他们交流,这一关过了以后,其实盲人跟你没有什么障碍了。”郑晓洁说。

  在心目影院中,志愿者构成了很重要的一环。目前,日常的电影讲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主持人志愿团队、拜耳志愿者协会、星巴克(北京)志愿团队、中国农业银行运行中心志愿团队轮流负责。

  但郑晓洁告诉南都,虽然很多志愿者对讲电影感兴趣,但真正能达到电影讲述专业门槛的少之又少。而仅靠这一项目,也很难真正改善盲人的社会生活环境。“十几亿人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打交道,他们的生活质量就很难提高。”她说。

  也正因此,郑晓洁尤其希望公众能将盲人视作社会人。她举例,盲人走进陌生房间时,明眼人应当引领盲人认识房间。“只要你领他走一遍、认识一遍,第二遍就不用管,所有的事情他们自己都能完成了。”

  但现实情况是,很多人对第一步的“引领”束手无策,又可能在其他方面提供了过度的帮助。在开展盲人出行项目时,“红丹丹”培训了不少司机师傅配合盲人上下车。不少热心的“的哥”,遇到盲人乘客时,不但做好服务,还免收车费。“其实免收车费不利于他们融入社会,”郑晓洁表示,长期免费也会“榨干”爱心人士。

  亦有观察人士指出,现有的不少助盲项目,也未能充分了解盲人的需求。经费和资源错配之下,不少社区工作人员在不断填表、给盲人发放重复的物资,却缺少服务、帮助盲人的必备知识。

  这家连接盲人和明眼人的机构,在对接明眼人时也屡屡遭遇类似困境。

  因为传播资源有限,一些想了解的公众“不知道在哪找”。在普通中小学里直接开展的教育项目,又因资金限制常常搁浅。如果能将20多年来和盲人打交道的经验做成课件,纳入到普通学校的教师课程里,或许能起到社会教育的作用。而这些,都需要政府以及更多方面的参与和支持。

  在一个明眼人管理的社会中,盲人的需求很难被切身考虑到。肖爷爷每次出行,都被公交车消失的报站声和盲道上的共享单车、断头路困扰。在王伟力观察中,心目影院的观众,身上、脸上常能见到划伤和磕伤,盲杖也常被压弯、压折。“顶着这么大风险,不就是为了看场电影嘛。”

  但就是为了看场电影,不少盲人一场没落下过。散场后,他们互相搀扶着走出影厅,不时交换着看法。

  “我们不能只靠我们,我们得靠身后的四万身后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……”《八佰》的演员表缓缓划出时,王伟力抹着眼泪,对照笔记念完结束语,这是准备解说时最难提炼的部分,“我每次讲这种题材时都很受触动”。民族觉醒的故事总能唤起他的深思。

  (感谢蒋鸿昌为本文提供的帮助)

  南都记者 宋承翰 发自北京